从北京某外语学院毕业后，我漂洋过海，在奥地利维也纳一家贸易集团公司工作。3年后，我和奥地利前夫相识了。
我出轨离婚后才理解了前夫的爱
很快，我便被他敏捷的思维、渊博的知识和绝妙的幽默所倾倒。他向我求婚的时候，给我的不是戒指，而是两张1995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门票。婚后，我放弃了工作，成了一名全职家庭主妇，过起了悠闲的日子。但随后不久，我忽然陷入一种深深的迷茫之中。
平时，他一有时间就与我探讨《论语》和老庄著作。在他看来，我们中国人都是哲学家，说话办事就应该充满哲理。
那次我因孕期反应过度而住进了医院。半夜时，同室病友的吵闹使我无法入睡，我给他打电话，希望他马上开车接我回家。在我的一再坚持下，他虽然来了，却非常恼怒，叫道: “住院的是你，出院的也是你，难道不能忍耐一点儿?‘小不忍则乱大谋’，你们中国人怎么可以做母亲?”
我先是被他乱用中国成语逗乐了，但慢慢一琢磨，心却凉了。这样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，他不是我心目中的洋人丈夫，我更不是他心目中的中国女人，我们越来越难以沟通，两人的距离就像中国与奥地利的距离一样那么遥远。我感觉到很压抑，我这个令人羡慕的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?
原来我以为西方人都很民主和平等，在家待烦了，我就想出去工作，他听后立刻瞪圆了眼睛说: “你们东方女性不都这样相夫教子的吗?你就舒舒服地做太太吧。等孩子上了幼儿园，你的时间会多得很，再忍一忍。”
我开始厌倦了单调的主妇生活，我每天的不同只不过是日历的更换和晚餐式样的变化而已。当婆婆问我准备什么时候再要第二个孩子的时候，我都快晕倒了。我忽然想起了电影《克莱默夫妇》里的一句话: “结婚前我是某人的女儿，结婚后我是某人的妻子，将来是某人的母亲，可是我从来没有成为过自己。”想着想着，我的眼睛湿润了。
难道就这样围绕着丈夫在异国他乡了此余生吗?苦闷之中，我拿起笔，开始为国内杂志撰稿，没想到竟一发不可收拾。国内一些杂志把我的旅奥经历发表出来。他也很喜欢那些中文杂志，鼓励我多写些东西。不久，我的两本书先后问世，还参加了签名售书活动。成功的快感已经不能让我停笔了。在国内的一次撰稿人的聚会中，我见到了一个红极一时的年轻女作家，她直言不讳地说: “写作对于你来说，永远都是贵夫人头上的一朵鲜花，只不过是一种饰物。而我们则是在用生命写作。你永远不能与我们相比。”
她的话正中要害，我无言以对，回到维也纳，我又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。我想与他沟通，但他总是太忙了，总把我的痛苦归结成女人一时的苦闷，只要一次海外旅行，或是买几件好衣服，情绪就会扭转的。他对我精神需求长期的漠视，深深伤害了我。
在我极度苦闷时，一个也有过异国情缘的中国男人进入了我的生活。也许因为同病相怜，也许只是因为寂寞，在承受着强烈的道德谴责的同时，我还是与他发生了不该有的关系。当他希望我走出家庭，与他永远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但是我已经无法自拔。最终，良心促使我哭着向丈夫坦白了一切，希望他能够原谅我。
但是，我太天真了，丈夫被我深深地伤害了，陷入了疯狂之中。为了躲避他，我带着孩子回到了国内，在一个风景宜人的海滨城市买了一套靠海的公寓隐居，希望可以用时间和空间来冲淡恩怨。但是没有想到，他误解了我的意思，以为我是与情人在一起，在冲动之下，他把离婚申请寄到了中国。当我看到那张终结我们多年情感的薄纸时，我跑到海边，放声大哭。而我短暂的婚外恋情也因情人的背叛而告终。我成了一无所有的女人，我跌进了地狱。
2001年底，我们离婚了，在财产上，我们没有任何争议，孩子的监护权归我，他每月拿出数量可观的抚养费。我至今都不敢回想那一年我与女儿婷婷是怎样熬过来的。母女俩像受伤的鸟，在世界上一个被人所遗忘的角落里生存着。许多朋友都不理解我，以为我是一个被有钱丈夫抛弃的可怜女人，甚至有人绘声绘色地讲起我的“风流韵事”。我一度精神崩溃，但为了婷婷我必须振作起来。
